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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三佛齐交往史打破“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”刻板印象

　　中新社吉隆坡7月4日电题：与三佛齐交往史打破“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”刻板印象

　　——专访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、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

　　中新社记者刘育英

　　今年的热播剧《太平年》中出现了一个观众比较陌生的名字——三佛齐(又称“室利佛逝”)。室利佛逝(音译自梵文Srivijaya)，是从唐朝延续至明朝的南海文明古国，晚唐时期，中文文献开始称之为“三佛齐”。它兴起于唐初，逐渐发展为南海丝路沿线各大港口城邦的结盟共同体，是剧中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至关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。这引发了很多讨论：历史上的三佛齐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它与唐宋时期的中国关系怎样，又是如何文明互鉴的？

　　围绕这些问题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了长期研究古代南海丝路与华人聚落历史的专家——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、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，他认为，三佛齐与中华文明交流的历史，打破了“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”的刻板印象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很多观众第一次通过电视剧听到“三佛齐”。历史上的三佛齐是什么样的国家？

　　王琛发：三佛齐(室利佛逝)兴起于唐初。公元686年，室利佛逝国主阇耶那沙王(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)开始通过征战和说服，促成苏门答腊南部大部分地区和岛屿诸邦之间的盟誓，奠定形成海上强权的基础。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，室利佛逝已经扩大成为南海丝路沿途各大港口城邦的结盟共同体。

　　《宋史》称三佛齐“所管十五州”，包括现在泰国的东南海域至马来半岛东岸以南，以及西岸与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，还有爪哇西部和巽他海峡。三佛齐十五州联盟诸国曾是中华文明交流与经贸互惠的伙伴，它以港口为节点、以航道为骨架，通过控制从暹罗的克拉地峡、马六甲海峡的马来亚，到苏门答腊、爪哇一带的关键海上通道，构建起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东西两岸周遭的海洋网络，囊括南海丝路沿途经贸据点形成政治文化共同体。

　　其首府巨港，当时苏门答腊东南的南海最大港，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枢纽之一。东西方商船在此汇集：长途航行的船只在此停泊、修整，短途航线则在各港之间接力运行。《岭外代答》称其为“南海之中，诸蕃水道之要冲”，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，都要经过这一系统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三佛齐不仅是“通道”，更是“枢纽”。例如乳香，本由阿拉伯商人运来，集中在三佛齐再转销中国，使其既是主要买家，也是再分配中心。这种转口贸易，使沿线“十五州”形成共益网络，三佛齐也成为“南海之中”的贸易枢纽。

　　三佛齐十五州联盟诸国错落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关键节点，既与华夏海域一脉相连，又同西域诸国陆海相接。古代中国通过南海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并非间接零散，而是保持着持续且深入的多方联结。

从三佛齐海域沉船打捞出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货币。(资料图，受访者供图)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三佛齐在唐宋这样的强盛王朝面前处于什么位置？双方是附属，还是平等往来？

　　王琛发：从形式上看，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确实存在于“朝贡—册封体系”之中，但从实质来看，更接近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关系。

　　其关键在于双方互相依赖，具有互市需要：中国需要来自南海的香料、药材等资源，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和对华贸易获取财富，并掌握进入中国的关键航道。因此，唐宋王朝都给予三佛齐以优惠地位，主动维护三佛齐诸邦的对华经济，由此也确保其主权不被干扰，使得双方朝野能往来不绝，互惠互利。因此，“朝贡”更多只是一种礼仪形式，而非单向依附。

　　史料记载，三佛齐是宋代出使最频繁的南海国家之一，多达28次。同时，中国通过“优赐遣归”维持贸易吸引力，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双向利益体系。

　　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从未在三佛齐进行军事干预，反而通过册封、赠礼等方式，帮助其巩固地区地位，客观上保障三佛齐诸国免受外力干扰，维护海丝航路相对稳定。例如唐朝开元年间，三佛齐告急时，唐朝并未改变友谊，而是晋封其王子为王，加给诸物，并授予“金吾卫大将军”，使其在区域内具备更高威望。

　　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，应理解为实质上独立主权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。

三佛齐故土出土的宋朝水注，是一种专为研墨时向砚台精准滴水的器皿。(资料图，受访者供图)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相影响是如何体现的？为何说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，打破了“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”的刻板印象？

　　王琛发：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了中枢角色，它构建了一个稳定而高频的海上交贸易网络体系，使中国得以持续嵌入古代整个亚洲的海洋世界。

　　在贸易层面，商人往往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等待季风，在长期驻留中形成稳定的商业网络。这意味着中华文明自古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深度连接。

　　这种联系在考古中也得到印证。例如，唐宋钱币在东南亚大量出土：印尼占碑省发现唐朝开元通宝铜币，井里汶沉船中出土数千枚南汉铅钱。海外沉船遗址中，各类日用瓷器动辄数以万计。而在平安往返的远洋航线上，商船更是以货物互通有无，源源不断交换香料、南洋土产与各类矿产资源。

　　史书记载的与三佛齐产品往来以及考古发现，除了盆碗碟罐瓶等物以外，还包括钟、鼓、玩具，写毛笔字时控制磨墨的滴水，说明两地之间长久形成生活物质和生活方式的文明互鉴，也形成跨海互依的经贸市场，并且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。

　　在文化层面，这种交流更为深刻。唐朝义净法师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，金刚智、不空等师徒也经由此地进入中国，并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代表人物。不空更成为密宗代表人物之一，亦代表唐朝出访交流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　　同时，天文、医药、工艺、海洋、医药等知识，也随海上贸易互通传播。主持编制《大衍历》的唐代高僧一行法师，便是吸纳南海与西域学识、推动本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。

　　因此，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，绝非单纯的商贸往来，而是有着长期双向、持续深入的文明交流。这充分印证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依托海洋联通海外、融入世界交往格局，也打破了过去“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”的偏见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在今天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，三佛齐的历史能带来哪些启示？

　　王琛发：三佛齐的历史，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：

　　一是互联互通的根本价值。三佛齐因控制由南海至西域关键海路的沿途节点而成为枢纽，这启示我们，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区域繁荣具有根本意义。

　　二是贸易互利的持久逻辑。无论是乳香贸易，还是钱币流通，都体现出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收益的格局。

　　三是文明互鉴的深度可能。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，不仅存在于官方往来，也体现在宗教、文化与日常生活之中，这种“生活化融合”更具有持续性。

　　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，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。唐宋并未控制三佛齐，而是通过经贸与礼仪支持其独立地位，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定。这种尊重与包容的交往范式，至今仍具现实指导意义——真正的区域合作不依赖单边主导或制度强加，而根植于彼此承认的发展道路与治理选择。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王琛发。中新社记者刘育英摄

　　王琛发，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理事会主席、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，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，中国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广东省海外名师特聘教授，福建省闽江学者，英国暨爱尔兰皇家人类学学会院士，长期从事南海华人聚落与文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，涉猎社会学与人类学、思想史与观念史、传统医药科技、公共外交等方向的跨学科研究。

责任编辑：付子豪